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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简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

重点关注国际金融市场走势,分析全球经济金融环境与中国金融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定期发布针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股票、债券、外汇市场、大宗商品、金融衍生品和资本流动的跟踪研究。关注全球数字金融资产的变化情况。跟踪分析中国金融开放。同时就金融结构、微观市场结构、金融发展、产融结合、军民融合等问题开展国际比较研究。

组织架构

中心主任:胡志浩

高级研究员:匡可可  林楠  汤柳  

研究员:李晓花  刘伟  杜冠德  李重阳  叶骋

特聘高级研究员:胡一帆  于建忠  董忠云  杨承亮  李文庆  刘津  徐苏江  刘康  田晓林  张啸川  任丙翼  李湛  刘明彦  

特聘研究员:卜永强


最近动态

Recent Development

美联储年内第三次降息,新一轮QE是否重现?

评论 刘明彦 2019年11月12日

10月30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降至1.5-1.7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年内第三次降息,尽管未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大幅降息要求,但仍符合市场预期,受此宽松货币政策影响,美国三大股指均实现1%左右的涨幅。与欧元区、日本等央行推行负利率相比,美元基准利率仍有下调空间,加之从10月中旬开始的每月购买600亿美元短期国债的资产扩表计划,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已经启动?

一、美联储再度降息的理由

客观地说,美联储无疑是全球货币政策透明度较高的央行,其货币政策的目标最符合教科书的内容: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目前美联储通胀目标为2%,其余三项指标目标并未披露,这为其货币政策调整留有余地。在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失业率维持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低位,物价稳定的当下,美联储对降息是如何自圆其说的呢?

通胀水平低于2%的目标,且有下行之势,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次降息的理由之一。数据显示,美国9月季调CPI为1.7%,与上月持平,较7月回落0.1个百分点,CPI回落使美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减轻,同时未超出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为美联储降息出于稳定物价的目标提供了支持,其实当前美国物价已经保持稳定,降息的结果可能使物价上涨。

经济增速回落和企业投资减少是美联储此次降息的理由之二。美国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9%,较上季回落0.1个百分点,较一季度大幅下降1.2个百分点。尽管美国私人消费年化增速达2.9%,拉动GDP达1.93个百分点,但企业投资三季度大幅下滑3%,跌幅创下近四年之最,拉低经济增速达0.4个百分点。在美国就业市场一片欣欣向荣的情况下,美国企业投资下滑令人费解,但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是企业对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表示担忧,即投资信心受挫。通过降息刺激企业投资,正是美联储的稳定经济增长的措施之一。

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对外贸易面临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是美联储降息的理由之三。资料显示,世界银行将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从2.6%调降至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四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在此背景下,美国与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贸易摩擦并未化解,目前已经出现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良好势头,但中美贸易关系仍面临不确定性,鲍威尔声称,正是出于应对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冲击的考量,美联储调降联邦基金利率。

二、美联储强调其货币政策坚定立场,短期不会重启QE

在经济温和增长、失业率创五十年新低的背景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三连降,投资者想知道美联储是否会实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是否会像欧元区、日本等国一样实施负利率?

美联储不再重申货币政策保持经济扩张的目标,而强调2%的通胀目标,表明美联储鸽派态度有所逆转。此次美联储FOMC公报对于降息的解释与上次不同之处在于——不再强调货币政策维持经济扩张的目标,而强调稳定物价目标,即降息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通缩。未来一旦CPI超过2%,美联储将停止降息,甚至有加息的可能,而不会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一味地降息,暗示其不屈服于总统的压力而降息。由于目前美国CPI为1.7%且离2%的目标仅一步之遥,这意味着在12月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大概率保持利率不变。美联储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保持其政策独立性,更重要的是为未来应对经济下行及外部事件留有余地。

美联储购买短期国债对长期利率影响有限,与上一轮QE有所不同,此次相对谨慎。从上个月开始,美联储开始实施每月购买600亿美元国债,不但停止缩表,而且转向扩表。通过购买国债而扩大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同时向市场注入货币,表面上看这是典型的量化宽贷政策,但此次美联储购买的是短期国债,而上次金融危机期间购买的长期国债,短期与长期的区别不只是对利率影响不同,更重要的是短期国债会相继到期,这样美联储的资产负债有不会像上次膨胀的那么快,算不上真正意义的QE。

总之,美联储降息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事,美联储货币政策有一套实施规则,使其政策可预测性提高。但这是一个“黑天鹅”频现的时代,一心想找到独角兽的人可能得到的是“灰犀牛”,但只要美国经济衰退的“黑天鹅”不出现,美联储将不会重启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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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重回6时代?

评论 刘明彦 2019年11月12日

11月6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盘于6.9981,时隔三个月重新回到7以下,自9月初以来累计升值3%,在10月份CPI创下3.8%的历史新高、经济增速触及6%的增长下限之际,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重回6时代这一事件?

近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原因

三个月之间从8月6日至11月6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破7至重回7之下显示出人民币汇率的韧性,也表明7这一数字不应被过度解读,但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能够持续升值、强势回归呢?

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实质性贸易协议的消息使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下降,投资者预期中国对外贸易将进一步改善。据报道,10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中国已达成第一阶段实质性贸易协议,在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和大宗农产品采购等领域达成一致,同时表示双方非常接近贸易战,需要五周时间将达成一致的内容形成文字。受此影响,10月14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0.29%,收盘于7.07。之后央行的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顺应市场趋势,从7.07稳步升至11月8日的6.99,引导人民币汇率持续走强。

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美联储三次降息而中国经济增长与基准利率保持稳定,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受到基本面支撑。三季度美国GDP同比增长1.9%,环比微降0.1%,较一季度大降1.2%,表明美国企业投资减少已经开始抑制经济的增长。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同时避免陷入通缩,美联储年内第三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眯至1.5-1.75%,使其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1.8%。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仅一季度的6.4%降至三季度的6%,仅微降0.4%,仍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而且被视为中国基准贷款利率之锚的MLF利率3.30%基本稳定,近期仅下调5个基点,表明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不仅没有恶化,而且下滑幅度还小于美国,这为人民币汇率升值提供了支撑。

人民币资本项的不完全自由兑换和全球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走强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实力支撑。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危机此起彼伏,今年8月中旬受执政党大选失利等因素影响,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汇率一天跌幅超过30%,之前土耳其里拉兑美元也出现大幅贬值,与此相比,中国人民币是新兴市场中币值最稳定的货币,年内对美元最大贬值幅度未超过8%,目前重回6时代年内贬值约4%。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拥有最全规模最大外汇储备,目前为3.1万亿美元,这为中国维持汇率稳定提供了充足的“弹药”,使市场做空力量有所忌惮;二是中国人民币的不完全自由兑换,即经常项可自由兑换,资本项不完全自由兑换。由于中国经常项保持顺差,因而经常项自由兑换不会增加外汇需求,而资本项的管制,使一些缺乏战略价值的对外收购受到抑制,也不会出现大量热钱的外逃现象,因而,央行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在岸汇率趋势保持一致,保持双向波动,实现有管理的浮动。

未来人民币汇率展望

尽管所有经济预测都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因为市场经济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预测对错都属于常事,最近有财经评论人士称人民币汇率重回6时代重重地打了看空人民币汇率的空头们的脸,这显得有些自鸣得意。目前投资者不用过度放大破7这一现象,不管是向上或是向下突破,未来将司空见惯。尽管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势难料,但总体判断短期将围绕7上下5%范围之内波动,单边大幅升值或贬值的走势都不会出现。

中美贸易谈判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下行、通胀压力加大等经济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单边持续升值。尽管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签定是大概率事件,这符合中美双方的经济利益,但具体协议的内容双方并未透露,因而也不能对结果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双方达成整体最终贸易协议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依然存在,四季度极可能破6,而10月CPI达创记录的3.8%,表明中国通胀压力上升,加之以美元计对外出口前10个月同比下滑0.2%,这些都不利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因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的趋势极可能会逆转。

在人民币资本项不完全开放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的可能性甚微。目前中国正加大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同时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两项均成效显著,但与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对外开放中贸然开放货币自由兑换不同,中国在货币自由兑换方面比较谨慎,目前只有经常项可自由兑换,而且审查真实贸易背景方面有强化之势,资本项购汇需要相关部门审批,人民币不自由兑换使国内外的投机热钱流动受到遏制,因而人民币汇率不会出现像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那样汇率的暴跌,国际上试图做空人民币汇率的投机力量基本都知难而退,即使有个别自视甚高、不自量力的投资机构最终都折戟沉沙。

人民币升值对于主要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民众来说是一件幸事,尤其是这将使家庭旅游和留学的成本将下降,同时可避免贬值引发输入型通胀,但也要看到当前复杂的国内经济环境已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的中枢上移,未来奢望人民币大幅升值和担忧其大幅贬值都是不必要的,唯一可预期的是将围绕当前水平小幅双向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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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经验及启示

评论 田晓林 2019年11月10日

当前,包括金融控股集团在内的行业改革发展对我国金融监体制提出了较高要求。从全球发达国家横向比较看,加拿大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连续性和效果比较显著,其积累的百年经验值得深入研究,积极借鉴。

一、加拿大金融业及监管发展历程

(一)加拿大经济自由放任时期的金融监管

1929年大危机之前,金融活动复杂程度不高,加拿大金融监管机构较少而且不受重视。当时加拿大两大最主要的监管机构是保险监管办公室(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Insurance,OSI,简称保监办)和银行总监督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General of Banks,OIGB,简称银监办)。保监办成立于19世纪末,随后变为内阁的保险部(The Department ofInsurance,DOI),负责监管联邦注册的寿险公司、财险公司、信托公司和贷款公司以及养老计划,并向政府提供保险精算服务。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缺乏对监管的重视,加上业务比较单调,银监办始终都是小规模运作,并未起到实际的监管效果。

(二)加拿大金融分业经营时期的金融监管

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导致全球许多金融机构的破产,使人们意识到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影响和带动下,加拿大由原来的金融混业经营走上金融分业经营的道路,加拿大当局也开始从金融活动的被动参与者逐步向主动管理者角色转变。20世纪30 年代早期,加拿大提出在金融体系中发展监督管理部门的理念。1934年颁布的《银行法》,确定联邦注册银行的监管权归属于联邦。1967年修改了加拿大《银行法》,对加强银行监管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保障小投资者的存款利益以及逐步改进加拿大存款机构的最低财务标准,加拿大财政部在1967年设立了存款保险公司(Canada Deposit Insurance Company,CDIC,简称存保公司)。1983 年,法律再赋予存保公司协助维持金融稳定和信誉的职责,银行也成为存保公司的监督对象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活动愈加频繁和复杂,人们对金融监管更加重视,省级监管机构也纷纷建立,如安大略省存款保险公司、安大略省保险委员会、养老金委员会等机构都在这一时期成立。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呈现出由宽松监管向严格监管过渡的趋势,监管范围更广泛,监管目标更加具体。

(三)加拿大金融混业经营时期的金融监管

金融业的发展使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和券商之间的界限日渐淡化,这给金融监管机构的重新整合提出了迫切的要求。1985年,加拿大商业银行和北部银行的倒闭推动了监管机构的统一进程。1986年12月,加拿大财政当局决定整合金融监管机构,在银监办和保监办的基础上成立金融机构监管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OSFI),或称加拿大金融机构监管局,并于1987正式成立,加拿大开始进入金融混业监管时代。1992 年加拿大再次修改《银行法》,新修改的银行法允许银行从事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信托、证券和保险业务,其他金融机构也可向银行业务渗透,从此加拿大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时期。1999 年加拿大财政部颁布了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监管框架》,明确了OSFI 进行监管操作的原则和方法。2001年,加拿大成立金融消费者管理局(Financial ConsumerAgency of Canada,FCAC),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工作,并监察相关金融机构。这一时期对银行业、保险业、信托服务和养老金计划的监管由新成立的监管局统一执行,金融监管不再以金融机构的种类来划分,而是越来越关注对金融产品功能的监管。

(四)混业经营条件下加拿大金融监管的国内外合作

在加拿大金融监管局成立后,一个由监管署、存保公司、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金融机构监督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该委员会负责协调解决监管机构间可能出现的分歧,并保障监管局行使监察权力,大大加强了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国内合作与协调。同时,加拿大金融监管与国际金融监管也有着良好合作。一方面引入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另一方面,开展与国际监管组织的合作。早在1988 年,加拿大就是《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积极倡导者和实施者,是国际上最先使用《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少数国家之一。加拿大还率先推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并在2007年接受巴塞尔新资本协定。加拿大一直是巴塞尔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协议的拥护者和先行者,通过采纳《巴塞尔协议》标准,进而提高加拿大国内银行监管水平,促进银行监管经验的国际交流。同时,加拿大金融监管部门与国际证券管理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国际金融稳定局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都保持着密切联系。

二、监管体系特点

(一)实践推动和反思改进性金融监管

加拿大早期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在经历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和对危机的反思中产生和发展的。1929年的经济金融危机导致众多金融机构经营失败,产生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和分业监管制度。1985年商业银行和北部银行倒闭,成为金融监管局、金融机构监督委员会以及若干省级监管机构产生的直接原因。其次,日益活跃的金融业务活动促进金融监管制度逐步完善。1992年修改的加拿大《银行法》允许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相互渗透,标志加拿大金融业进入了合法的混业经营时期。而混业监管的模式早在1987年OSFI成立时就已经形成。得益于金融《监管框架》,OSFI作为单一的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实现了多个金融行业的跨业、全覆盖监管。

(二)“两级多头”的监管体制

加拿大金融监管独立性表现在,联邦和省级“两级”监管机构“分权”而治,分别对联邦注册和省级注册的金融机构相对独立地进行监管。加拿大金融监管协调性表现在,虽然两级监管机构独立处理各级事务,但并不彼此分割,而是通过签署协议加强合作,协调和减少矛盾。监管体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和清晰的权责体系。“两级多头”监管体制保证了两级监管能够以清晰的权限进行分工合作,互不交叉,又能统一协调,保证了监管工作的高效顺畅。

(三)稳健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

加拿大财政部颁布的《监管框架》,建立了用以评估金融机构综合风险的标准化程序和风险指标体系。该体系遵循净风险总评估、整体功能评级、资本收益评级、综合风险评级等的先后顺序,从评估重大业务到评估金融机构,逐层深入。对于不同类型、不同规模金融机构的评估,虽然使用的行业数据和参照体系有所区别,但评估程序没有太大改变。这种标准化的评估评级,大大增强了评估评级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在各类大、中、小金融机构中得到广泛应用。标准化风险评估评级指标不仅能够对不同类型、规模的机构进行比较准确的风险评估,而且能够对处于不同风险等级的机构,提前采取不同的监管要求和措施,实现了风险监管前置。

(四)注重功能监管和弹性监管

加拿大实行混业监管后,监管部门根据金融功能而不是机构种类来设立,所以混业监管也被称为功能监管。功能型监管降低了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经营的扰动,又确立了监管机构权威性,提高了监管效率,同时维持了监管机构之间对于监管事务的交流合作。加拿大金融监管中的管理介入制度体现了弹性监管特征,即在综合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金融监管局根据各项风险指标的评估结果以及对机构运行的综合考察,将金融机构的金融安全问题划分为不同等级,并根据金融机构的问题严重程度,确定对金融机构的监察力度和介入程度。

(五)金融监管法制化

在加拿大的金融监管实践中,依法监管是其明显的特征。首先,有比较完备的监管法律体系,一般在需要监管的领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做支撑。其次,不断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保证对任何新的金融行为进行监管都有法律依据。以银行法为例,1992年以前,加拿大规定对《银行法》每10年修改一次。1992年之后,修改时间间隔缩短为5年一次。第三,对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一并修改,以避免法律适用过程中不同条款之间的矛盾冲突。第四,依法监管,加拿大监管部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进行监管,公开透明。依法透明监管,增强了监管行为的效果和权威性。

(六) 独特的金融监管理念

加拿大金融监管当局认为,成立金融监管局主要目的不是管制而是服务,不是为了消除金融机构倒闭的可能性,而是去推动行业规范的建设,帮助存款人、投保人和养老金计划参保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从金融监管署的实践来看,一方面通过系统的风险控制措施来监管金融机构,同时也适当放松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限制,以适应金融机构在全球激烈竞争环境下增强自身竞争力的需求。加拿大金融监管署独特的金融监管理念体现了加拿大审慎明智的金融文化理念,这对加拿大金融监管和经济金融的稳健运行都起到了潜在的支撑作用。

三、典型案例

(一)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

加拿大皇家银行成立于1864年,是加拿大市值最高、资产最多的民营银行,也是北美领先的多元化金融服务公司之一。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加拿大皇家银行位列256位。

1.组织架构

集团董事会下设四个委员会,分别为风险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治理委员会和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加拿大皇家银行集团十分重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机制是从最高管理层、首席风险管理官、执行委员会到公司策略制定等贯穿所有的层级。风险管理是一个独立的机制,风险管理的流程贯穿整个银行的日常经营、政策执行和组织架构,包括银行的国内分支机构以及海外机构。

2.经营情况

加拿大皇家银行是一家包括公司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领域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连续四年被评为“加拿大最受尊敬的企业”。2018年集团总收入425.76亿加元(约合2547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为1.3万亿加元(约合7.99万亿元人民币)。该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全球,包括个人银行与商业银行服务、财富管理服务、保险、企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服务,以及交易处理服务。早在1954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就与中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是第一家与中国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的北美银行。2006年,加拿大皇家银行北京代表处正式升格为北京分行,主要服务以中国为基地的客户以及世界各地的机构和商业客户。加拿大皇家银行与Teradata合作十多年,凭借着强大的Teradata 数据仓库及Teradata价值分析器得以有效运用客户利润贡献率分析,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

(二)加拿大丰业银行(BANK OF NOVA SCOTIA)

加拿大丰业银行集团于1832年成立于加拿大,在50多个国家设有分部和办公场所。2019年7月,《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公布,加拿大丰业银行位列第398位。

1.组织架构

集团董事会全面的体现了性别、年龄、种族和全球多样性,16位董事中有14位是独立董事,其中6位是女性。集团董事是区域、国家和国际商业组织的专家或领导者,为董事会提供一流的专业知识。集团拥有完善的风险治理结构,由经验丰富的执行管理团队提供支持,积极参与董事会管理。

2.经营情况

2018年集团总收入287.75亿加元(约合1721亿元人民币),总资产为9985亿加元(约合5.97万亿元人民币)。丰业银行集团以传统业务为主,核心业务包括国内、国际银行和财富管理等,主要服务批发客户的部门(即丰业资本部)是其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收入和利润贡献中不占优势,因批发和资本市场业务的波动性大,丰业银行明确不过度发展这类业务。丰业银行海外战略的重要特点,是避开美国和欧洲,侧重新兴市场,主要是拉丁美洲和亚洲。丰业银行集团在亚太和中国地区的业务活动主要针对商务和公司银行业务、金库(外汇和货币市场)、衍生和结构化金融产品。集团在北京和上海设有代表处,在广州和重庆设有分行。

四、相关启示

(一)务实有效的监管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加拿大基本确立了以OSFI 为核心的统一监管模式的同时,仍注重加强各监管机构间的沟通与协调。加拿大有3个成员组成的协调机制:一是侧重研究金融监管问题的金融机构监管委员会;二是侧重研究影响金融机构的政府政策问题的高级顾问委员会;三是侧重研究存款保险问题的存款保险公司董事会。这些多边协调机构在确保有效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治理机制和能力是金融集团长远发展的基石

加拿大能够成功应对金融危机,除了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外,良好的公司治理也是重要的因素,而董事会是否尽职和有效是衡量一家公司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起步、发展时间较短的金融控股集团,特别要注意树立相关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建立符合金融行业发展规律的、以法人治理为核心的金融控股集团管控架构。明晰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的管理职责,建立起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要优化各金融单位董事、监事构成,提升董事会的专业化水平和履职能力,有效利用股东会和董事会提案权和表决权,确保控股股东战略意图在各金融单位的贯彻落实。第三要强化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完善各金融单位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探索建立董事会专门委员顾问小组和发挥独立董事专业能力工作机制,为董事会决策提供领先的建议和专业支持。

(三)全员风险管理能力是金融集团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

审慎独立的风险管理理念与严格的内控机制是加拿大金融集团成功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经验,稳健的风险管理理念已经渗透到金融业及其监管体系的各个环节,构成了加拿大金融体系的风险管理文化。有效的风险控制仍然是金融控股集团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是金融集团要树立合规经营的理念,提高对金融风险有效管控重要性的认识,坚持稳健审慎经营,确保金融风险的可控。二是要加快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与内控机制建设。在建立健全金融业务决策、管控及运行主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和深化集团内部风险管控职能分工,构建完善有效的内控流程。三是完善风险管理工作流程,夯实风险管理的制度基础。规范和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不断丰富和深化金融风险管控工具、技术和手段。将全员风险管理能力纳入考核、评价金融集团整体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四)利用先进技术提升金融控股集团管理水平

现代管理实践中,技术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体现,技术的应用往往反映了金融控股集团的经营理念。加拿大皇家银行应用Value Analyzer 数据仓库分析技术来进行客户关系管理,其背后的理念就是把“市场占有率”观念转变为“利润贡献度”观念, 通过技术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能够使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并不是市场占有率的多少,而是客户利润贡献度的大小。除了皇家银行之外,像美洲银行、荷兰皇家银行、东京三菱银行等一些国际金融集团也采用了Teradata 数据仓库系统。这说明数据仓库技术对金融业务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决策的基础平台,是区分利润来源的分析引擎。因此,只有加强分析型应用系统的建设,加强经营管理与决策分析,了解客户的需求与信用风险,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利用现有渠道对客户进行交叉销售,增加客户的利润贡献度,才能巩固市场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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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金融控股集团发展及监管

评论 田晓林 2019年11月09日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总需求下降,经济从中高速步入低速经济增长,本土制造业因成本高企而大量外迁,岛内各类资产投资收益率逐年也在走低,金融机构运营的绩效也受到了多重因素的抑制。

一、过度市场化 导致金融环境波动剧烈

中国台湾金融业发展七十多年,上世纪90年代后的台湾金融机构面临的经营压力逐渐加大。1990年4月,中国台湾地区“财政部”公布商业银行设立标准并开始受理新设银行的相关申请,银行机构数量短期内暴增,行业过度竞争,整体绩效下降。

1990年中国台湾股市暴跌酿成股灾,房地产市场高位盘整、行情低迷;1994年到1999年台湾出现大量银行被挤兑和倒闭的事件;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蔓延成本土性金融危机;2006年台湾地区的银行业又爆发“卡债危机”,拖累当年银行业出现历史以来第二次的全行业性亏损。中国台湾银行业90年代机构数量最高曾经达到53家、基层金融机构最高曾达464家,而后经历过多轮的挤兑倒闭、合并浪潮后,截至2019年初合计只剩下372家(其中,本土银行37家、信合社23家、农会信用部283家,渔会信用部28家、邮储1家),十几年间台湾地区消失了上百家银行。

21世纪后中国台湾金融机构还出现过本土共同基金大溃败、保险业利差损等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资保险母公司沉陷危机,没有办法补充资本以应对台湾地区子公司利差损的问题,台湾出现外资保险公司的集体撤资潮。2009年ING将台湾地区ING安泰人寿出售给富邦金控,作价约44.8亿人民币;英国保诚以1元新台币将台湾保诚出售给中国人寿;同年,荷兰全球人寿以31亿新台币将其台湾地区子公司出售。此外还有大都会国际人寿、南山人寿、纽约人寿和宏利人寿等撤出台湾市场。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台湾金融行业迫切需要通过产业内整合(金控化),以集团化和海外扩张来提升绩效。2001年6月,台湾地区颁布《金融控股公司法》,允许金融机构相互并购持股,标志着金融控股集团正式获得监管认可。由此,金融业内部细分行业之间的整合成为风潮,期间共出现了16家大型金控集团,并逐渐成为台湾金融业的主导者,非金控系的金融机构逐步被边缘化。

二、金融监管变迁

中国台湾早期的金融体制处于严格管制的政治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台湾金融行业开始自由化,金融市场创新活动增多,金融产品复杂化,伴随的金融风险也大量增加。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监管体制经历了三次主要的改革。

“一次金改(2001)”的目标是在二年内将金融机构坏账比率降到5%以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8%以上。一次金改通过了“金融六法(《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营业税法部分条文修正》《金融控股公司法》《票券金融管理法》《保险法部分条文修正》)”来为金融业务松绑,容许金融机构跨业态经营,鼓励金融业态之间内部合并和金融业务创新,旨在避免90年代本土金融危机一再重演,促进金融体系稳定。2003年7月中国台湾颁布“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法”,将原本被分散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权限汇集到新设立的“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会)”,金融监管由“双峰制”转变为集中制,金控集团牌照的核发也被移转到该机构。“二次金改(2004)”有四大目标,分别是促成头部三家金融机构的市场占有率在10%以上、将12家公营金融机构数目至少减为6家、14家金控公司须整并为7家、促成一家金融机构由外资经营或在国外以限时、限量并限对象的方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三次金改”旨在扶植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跨出海外发展,在亚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推动公营银行之间的合并,以提升公营银行在本土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金控集团”有关的监管政策

《金融控股公司法》是中国台湾监管“金控集团”的核心法规。金融控股公司系对银行、保险公司或证券商有控制性持股而设立的公司,控制性持股必须符合两个情况:(1)持有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超过25%;(2)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过半数董事。金控子公司采用实质认定原则:(1)有控制性持股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商;(2)其他类金融业务持股超过50%,或过半数董事由金控公司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的其他公司。(3)需跨两种金融业态以上,实收资本额最低新台币600亿元,资产总额最低新台币7500亿元。

金控集团经营方面的监管要求主要包括:(1)金融控股公司本身不能直接从事业务,可以投资其他金融相关业务,包括期货业、票券业、信托业、信用卡业、创投事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与金融业务相关的业务。(2)放宽金控公司旗下子公司共同营销限制,使得金控集团子成员之间内部可以共同营销、共享信息资源或共用营业设备、营业场所等。(3)针对成立金控公司可能产生的并购行为,监管机构为降低转换成本,对于不动产、应登记动产、各项担保物权及知识产权等应办理变更登记,免缴登记费,原供直接使用的土地随同移转时,在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应缴纳土地增值税作为递延税款处理,印花税、契税、所得税、营业税及证券交易税等一律免征。(4)金融控股公司母子公司可采取合并申报税制,持股超过90%子公司的盈亏可与母公司相互扣抵,由母公司为纳税义务人一并申报。(5)金融控股公司不受公司法中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其发起人最低人数的限制,单一法人股东公司成为可能。(6)台湾金管会强化对集团公司内部交易风险管理机制的检查,鼓励对内部交易风险进行披露,并通过对资本流动、融资和资产的某些限制性措施来防止不良内部交易的发生。

四、综合金融服务是实体经济发展高级化产生的新需求

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逻辑看,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总需求增速下降,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增速逐年下降,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这一阶段,传统低端制造业因成本上升和供给过剩而生存困难、“轻资产”的服务业和科技研发型企业需求增多,实体企业的特征、居民消费等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和经济起飞期完全不同。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速虽然下滑,但金融消费需求的层次却在提高,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的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多层次化,银行、证券、保险等提供单一业务模式的金融机构已经不能满足这种多元需求,综合金融服务和智力服务,势必成为金融业发展的新方向,并成为金融机构新的竞争优势。

五、内部业务协同有利于提升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从总资产规模增速来看,近五年(2010-2016年)中国台湾金控集团的平均总资产规模增速都是最快的,约8.50%,明显高于单一业态金融股机构总资产规模的增速。从净资产规模增速来看,中国台湾金控集团的平均净资产规模增长速度也明显领先于单个金融业态。

“金控”模式利于发挥各细分金融领域优势,优化商业模式。例如在交叉销售方面,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间,可以在共同营销、客户信息、营业设备、营业场所等共享,来降低客户开发和管理的边际成本,也可与金融同业开展“多对多”综合业务合作。在资本有效配置方面,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发行新股补充子公司资本,提升子公司专业服务能力。在成本节约方面,金控及其子公司可通过统一采购、整合场地、设备及人力资源达到内部运营的边际成本下降。

六、金融市场开放的时机和力度需稳中求进

从台湾地区经验来看,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速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后,伴随着本土的产业成本上升和部分产业外迁,金融资产价格出现尾部现象,本身酝酿着较高金融风险;如果在此阶段过度推行金融自由化,往往诱发大面积金融风险。台湾地区从在经历了近40年中高速经济后,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速一路下滑到个位数,金融监管当局过快开放给各类型金融牌照申请,金融机构数量猛增,导致行业恶性竞争,使台湾出现银行业两年全行业性整体亏损,外资寿险集体离台等多重金融危机。动荡的金融局面迫使台湾当局转向鼓励金融机构间相互合并、混业经营,台湾金融业和经济由此遭受了金融监管导向反复试错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七、典型案例:国泰、富邦与元大

《金融控股公司法》出台后两年内,中国台湾成立了14家金控公司。2008年1月和2011年12月中国台湾金控和合作金库先后成立,目前中国台湾共有16家金控公司。这16家金控都保有自己的核心主体产业,其中,以银行为核心企业的有9家,如中信金、永丰金;以寿险业、证券为核心企业的有3家,如国泰金、富邦金等;以证券业为核心的有元大金控;以直投为特色的有开发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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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泰金控

1、组织架构

国泰金控系中国台湾最大的金控集团,目前业务遍布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东南亚11国。国泰金控董事会采用候选人提名制度,所有董事候选人由公司治理及提名委员会提名,并由董事会决议通过,董事会由12位董事组成,包含8位非执行董事、3位独立董事及1位执行董事(总经理)。国泰金控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资报酬委员会、公司治理提名委员会、企业永续委员会、稽核处。董事长下设经营决策委员会、经营管理委员会。总经理负责主持个人资料管理委员会、服务品质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

2、经营情况

2018年国泰金控实现营业收入约合人民币723亿元,主要获利贡献来自于国泰人寿及国泰世华银行。国泰金控战略上注重发展交叉销售(cross-selling)策略,提供客户一站购足(one-stop shopping)的服务。公司具体规划如下:(1)逐步完善区域布局,实践“亚太地区最佳金融机构”的愿景;(2)发掘金融科技应用领域,导入新型态服务;(3)持续内化企业核心价值,优化资产负债配置及管理。(4)强化资产管理事业获利贡献,打造第三成长引擎。国泰金控非常重视整合内部资源,以2018年为例,有关银行保险代销业务,国泰人寿年度保费经由国泰世华银行销售的金额占比是26%;有关信用卡业务,国泰世华银行信用卡客户有14%来自于国泰人寿;有关产险业务,国泰产险63%的客户来自于国泰人寿和国泰世华银行。

金融科技战略方面,国泰金控积极推进互联网转型、布局数据与技术基础建设,以优化风险管理、提升经营绩效与优化客户体验。2018年国泰金控上线“AI智能客服-阿发”;国泰智能投资;股票贷款APP等自主开发的金融科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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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控股情况

国泰金控采取母公司整体上市模式上市。国泰金控旗下全资控股有国泰世华银行、国泰人寿、国泰产险、国泰综合证券、国泰投信、国泰创投。

二级子公司层面,国泰投信控股国泰私募股权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产险控股越南国泰产物保险有限公司;国泰人寿控股越南国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霖园置业(上海)有限公司、国泰投顾、Conning Holdings Limited(美国),并参股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大陆);国泰世华银行控股Indovina Bank Limited、国泰世华银行(柬埔寨)、国泰世华银行(中国大陆)有限公司;国泰综证控股国泰期货、国泰证券(香港)、国泰综证(上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国泰金控的主要股东包括:万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5.84%)、霖园投资股份有公司(持股比例13.83%)、新制劳工退休基金(持股比例2.42%)、新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90%)、劳工保险基金(持股比例1.48%)。

(二)富邦金控

1、组织架构

富邦金控与国泰金控系出同源,都是中国台湾蔡氏家族旗下产业,也是台湾第二大金控集团。富邦金控2019年于“董事选任程序”中强调董事专业知识技能及具备能力,增列对子公司之经营管理与风险管理知识与能力。富邦金控董事会15人,其中独立董事共6席。富邦金董事会下设公司治理及永续委员会、薪资报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下设总稽核岗,负责稽核处);董事长下设经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资讯治理委员会、投资长与投资管理总处(总经理代运营);总经理下设财务长督导、法务长兼总机构法令遵循主管督导、风控长督导、人资长督导、资讯长督导、资安长督导。

富邦金控集团内组织架构上经历过两次大的变革。2005年,富邦金控启动金控集团业务内部之间的组织架构改革,把原先7家各自独立的子公司整并为6个事业群:企业金融、金融市场、消费金融、财富管理、投资管理及保险,以及2个支持团队:管理本部与信息总处。2013年,富邦金控将“事业群”管理制回归为子公司管理制,金控旗下主要4家国内子公司分别为台北富邦银行、富邦人寿、富邦产险及富邦证券。原“投资管理事业群”督导由新成立之“投资管理总处”替代。

2、经营情况

2018年,富邦金控实现营业收入约合人民币668亿元,曾经连续十年蝉联台湾金控集团获利龙头,近两年被国泰金控超越。

富邦金控定位为提供金融全产品服务的金控集团,同时通过内部成长与对外并购,在各个业务领域适时灵活调整成长策略,不仅深耕固有市场,更不断朝向金融百货及成为亚洲一流的金融机构迈进:(1)拓展子公司间跨售综效及海外并购的横向关联性;(2)掌握国内外法规与市场商机,发展利基商品;(3)加速金融科技,结合场景应用,布建战略伙伴生态圈;(4)深耕台湾,立足亚洲,放眼国际。

金融科技战略方面,富邦金控在2015年底在集团层面成立创新科技办公室,以“科技包围金融”为战略,“金融百货”为愿景,研究各类型金融科技的应用,推动智能客服、理财机器人项目,并和台湾大车队进行区块链的支付、保险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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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参控股情况

富邦金控旗下牌照齐全,富邦金一级子公司层面全资持有富邦产险、富邦人寿、台北富邦银行、富邦证券、富邦金控创投、富邦行销、富邦资产管理、富邦银行(香港)、运彩科技。二级子公司层面,富邦产险全资控股富邦保经(菲律宾)、越南富邦产险、富邦财险(大陆);富邦人寿全资控股越南富邦人寿、富邦人寿保险(香港)、根西岛卡特连、富邦杜莎大楼泽西岛、Bow Bells House、富邦伊利斯(比利时)、富邦伊利斯(泽西岛)、富邦欧元塔(卢森堡)、富邦现代人寿(韩国);台北富邦银行全资控股富邦华一银行(中国大陆);富邦证券持有富邦证券(香港)、富邦基金、富邦期货、富邦投顾、富邦投信、富邦证创投、富邦股权投资、富邦闽投创投;富邦金控创投全资控股富邦育乐、富邦运动场馆;富邦行销全资控股富邦财产保代、富邦人身保代等。

富邦金控主要股东包括:台北市政府(持股比例13.11%)、明东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45%)、道盈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73%)、蔡明兴(持股比例3.20%)、蔡明忠(持股比例3.01%)。

(三)元大金控

1、组织架构

元大金控系中国台湾唯一一家以证券业为核心业务的金控集团,其董事会直接管辖稽核部、秘书处、风险管理部,下设审计委员会、薪资报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永续经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总经理下设商品营销渠道委员会、金融交易绩效管理委员会。

2、经营情况

2018年,元大金控实现营业收入198亿元人民币,并在以下领域市场占有率台湾第一:证券经纪业务(市占率11.9%)、证券融资业务(18.7%)、证券融券业务(24.4%)、电子交易业务(15.7%)、权证发行(22.2%)、借券(34.2%)、债券承销(24%)、期货(24%)、公募基金(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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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金控在台湾金融行业创新能力比较突出,曾率先引进直接跨境ETF及连结式ETF两种形式的不同金融商品;首家承做境外企业来台第一上市案的券商;台湾首发的权证、牛熊证、及展延型牛熊证;台湾首家赴新加坡发行权证的券商;台湾独家将权证连结目标经营触角延伸至商品市场(黄金现货)的券商。

金融科技战略方面,元大非常重视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规划,由内到外整合线上线下渠道;将客户、流程、员工及业务内容完整考虑,结合线上线下资源、串联子公司业务,运用数据分析、扩大共同营销、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顾客体验设计,达到客户一站购足的需求、追求一致化的客户服务体验,落实提供顾客最完整、最有效率且最具附加价值的金控集团服务。

3、参控股情况

元大金控旗下牌照齐全,旗下全资控股元大证券、元大期货、元大银行、元大证金、元大投顾、元大国际资产、元大创投、元大人寿、元大投信。

二级子公司层面,元大证券控股元大国际保险经纪公司、元大证券亚洲金融有限公司,元大证券株式会社,元大证券控股(BVI)有限公司、元大投资株式会社、元大证券(柬埔寨)有限公司、元大金融(香港)有限公司、元大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元大证券(泰国)有限公司、元大证券越南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证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宝来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元大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元大银行控股元大国际租赁公司、元大储蓄银行株式会社、元大储蓄银行(菲律宾)公司;元大期货控股胜元期资讯公司、元大期货(香港)有限公司。

元大金控主要股东前5名分别是:尊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占比3.42%)、元宏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98%)、元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51%)、裕阳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占比2.41%)、兆丰国际商业银行受托保管蜂投证券有限公司投资专户(占比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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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评论 林楠 2019年10月31日

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投融资产品,协调好人民币和外币双向开放步调,并突出本币优先原则,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投资

人民币国际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开放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增多等风险、国内经济转型压力、国内外市场关联性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把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关键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市场互联互通看,关键是注重“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并进,扩大金融产品对外高质量供给。伴随主要经济体去杠杆、去债务,全球需求和贸易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市场成为了最稀缺资源。

当前,金融市场开放已成为中国金融业核心关键词之一,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下可兑换也不断取得进展。应继续深化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坚持股票市场对外渐进、有序开放,创新面向国际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在证券市场互联互通中实现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不断推进。

从防范化解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金融开放路线图看,必须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体系,关键是落实国民待遇、审慎监管要求和安全审查机制。其中,国民待遇是解决对外一致性问题,审慎监管要求是解决主体对等问题,安全审查机制包括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作为扩大金融开放重要渠道和载体,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其风险溢出也成为我国稳步推进金融双向开放进程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此外,还要加强监管部门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完善在开户、托管、交易、结算等方面的技术细节,提高人民币清算、结算效率,安全高效实现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看,关键是将人民币打造成为“中国创造”支撑的生产性世界货币。在此过程中,金融开放必须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应改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和合理化,促进国内国外资源高效分配。实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相互促进,打通金融血脉,保持币值稳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从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看,应进一步明确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和收益的综合权衡考量。国际经贸摩擦,中短期看是贸易纠纷,长期看是大国博弈。长期以来,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上缺少人民币计定价权。在短期内如果无法打破“黄金、石油—美元”等大宗商品市场计价模式,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本币使用将缺乏支撑。从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看,应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最大限度发挥金融开放条件下的商业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协同效应。建立完善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涵盖贷款、股权投资、担保和联合融资等在内的多元化金融保障体系。在此过程中,应坚持本币优先原则,大力营造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环境,加大政策力度,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进一步积极发挥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总之,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治理体系中“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战略举措。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发展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的投融资产品,协调好人民币和外币双向开放步调,并突出本币优先原则,在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投资。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并且保留紧急情况下的特定处置手段,切实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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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象共舞--金融科技如何服务银行业

评论 刘津 2019年10月23日

金融科技,诞生于科技,运用于金融。伴随着AI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应用,科技迅速与金融机构运营相融合,深刻嵌入其风险控制、资产选择、数据分析、客户获取、渠道建设、科技系统等方面,已经成为金融机构不可或缺的战略选择。

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同时,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人们更关注背后的金融逻辑,而不只是做一个技术的“偏执狂”;更关心如何用技术去解决过去无法想象的金融难题,而不是“为了科技做金融”;更关心风险的累积是否可以缓释,而不只是“运动式”的完成业绩指标。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过去依靠P2P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都在积极转型银行助贷业务,从原来自己放钱转换成帮银行放钱,既满足了监管要求也迎合了银行零售战略。同时,金融科技所覆盖的领域越加多元化,巨头在“核心系统”、支付清算、消费金融领域继续高举高打、攻城略地,而很多新兴金融科技企业也开始快速成长,供应链金融、小微普惠、电商金融、另类数据、获客导流等领域都有新公司在崛起。甚至一些与金融没有直接关系的科技公司和产业互联网公司也在寻求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要么是产品、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要么是产业链条中形成了信用关系从而需要寻求金融的赋能。

不论金融科技如何演进,都很难回避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服务银行业。原因很简单:一是银行体量太大,业务领域太多,不论直接间接都可能与其发生联系;二是银行“有钱”,不论贷款、资管还是系统建设,都是要把钱“花”出去。之所以强调是“服务”银行业,是因为真的意识到银行的“大”就会有敬畏之心,只要建立了合同关系那就是甲方和乙方,不妄言“赋能”银行,甚至“改变”银行,银行都是要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服务银行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从金融科技与银行结合运营的实践可以发现,如果没有深入理解银行的特征与文化,那么在实践中就会出现金融科技水土不服的情况。金融科技会因为诸如对流程不熟悉、对文化不了解、对产品需求认知不够、对战略不理解等因素,在服务于金融时欠缺些许流畅和完美。因此,金融科技企业恰切地认识银行,充分理解银行面临的不变与变,才能精准地切入,以银行最急需的方式提供服务、创造价值。笔者谨以过去银行的从业感受以及这几年来与一些企业的交流所得,对如何服务银行,如何在这场金融科技的盛宴中“与大象共舞”,与朋友们探讨一二。

一、恰切地认识银行——银行之大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中国的银行业,那可能就是一个“大”字。银行的大,体现在其资产规模、融资交易量、数量、经营风格、区域分布、从业人员、机构体系等方方面面。

(一)资产规模最大

截至2018年末,银行业总资产规模达到261.4万亿元,在金融机构各个子行业中,绝对体量遥遥领先。排名第二是信托,为22.7万亿;排名第三是保险,为18.3万亿。之后所有子行业总资产规模均为个位数。

尽管近十年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各项业务长足发展、总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同比增速甚至一度领先于银行,但受益于先天基础优势,体量庞大的银行始终是金融机构中的“大象”。即使在2018年这种内、外交困的经营环境下,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依然录得正值,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同比增速已经跌落到0以下,呈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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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含义较广,覆盖银行科技、保险科技、资管科技等多个板块,可以服务银与非银的多个领域,但是,银行科技是其中最重要的板块,如果与手持金融行业八分江山的银行合作不够充分,必将难以获得市场占有率,也无法实现在利润空间、未来增长等方面的诉求。

(二)资金体量最大

银行是社会融资的提供主体,约三分之二的社会融资来自银行贷款。即使近年来债券发行、股票上市等直接融资方式和非经银行供给的间接融资不断发展,所有模式的非贷款融资能力加总依然难以匹敌银行贷款。

在资金市场上,银行的交易员常被非银机构交易员戏称为“大腿”,虽是玩笑,却真实地反映了银行的地位。以成交量最大的质押式逆回购为例,银行融出的资金总量占据了全市场六到七成的份额,是资金交易实力最强的参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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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托管的中国债券持有者的分类统计,2018年末,商业银行持有的各类债券品种占比达到65.03%,占绝对比重。此外,商业银行还通过证券资管计划、信托计划及基金子公司等各类非法人产品间接持有大量各类债券。

(三)数量众多、风格迥异

截至2018年12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达到4588个,包括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和其他等。按照资产规模排位,国有行首屈一指,股份行紧随其后,中小城、农商行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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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属的银行风格迥异、差异性极大。头部大行历史久、网点众、资金成本低,手握大户、资产质优,抗风险能力强,持续盈利能力稳固。政策行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目标,注重在专业领域植根深耕。股份制是银行系统富有活力的一支生力军,各有所长、创新进取。城、农商行定位于服务地方经济,经营中面临同质化竞争,风控和科技实力不如大行,但是深耕本土、群众基础佳、有充足的下沉挖潜能力。

(四)区域分布广、从业人员众

银行网点分布追随客群而立,从一线城市到广袤乡村,从高楼大厦到田间地头,只要是有顾客集群的地方,都能看到银行的营业场所。为了保证顾客能够得到周到、满意的服务,银行设置了诸多岗位,拥有数以百万计的从业人员。

(五)内部组织架构体系庞大

银行内部组织架构依据其功能需要而设立,虽然体系庞大却并不臃肿。一般来说,银行均以扁平化的总、分、支行组织结构开展运营。在总行层面,顶层设有三会一理的治理结构,并按需要配置战略、风控、审批、资产负债管理等专职委员会,具体实施时设有前、中、后台的多个业务执行或管理部门,并向分支机构层面纵向延伸,构成矩阵式的管理体系。

该体系按经济、集约、效率的原则设立,兼顾了多品种业务拓展、风险财务法律等多维度管理、科技后勤保障等多个方面,响应了现代商业银行的制度要求。

实际上,银行的经营范围早已不只是传统的信贷业务,还囊括了债权承销、第三方产品代销、表外资管业务(当前正往理财子公司方向发展)等等。所以金融科技在投资、三方财富、资产管理等领域的应用都可以在商业银行里得到体现,而且规模不容小觑。

综前所述,银行很大,是金融市场当之无愧的“大象”。以科技服务金融,势必要同最大的主体打交道,能够恰切地认识银行,认识到银行之大,充分的理解大金主的诉求,才能有的放矢、在更广泛地范围内发挥科技的力量。

二、大金主的诉求——银行的不变与变

作为一家商业银行,无论是身处1.0时代还是4.0时代,无论所依赖的技术手段是手写心算还是智能互联,它的内在本质始终不变——商业银行是依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因此,商业银行的基本职能不会改变,与之相适应,经营文化亦没有改变。

(一)基础职能不变

根据前述内在本质可以看出,商业银行的两大基础职能是“支付平台”和“信用中介”。其中,“支付平台”是指支付机构依托于支付账户,为进行货币给付、转移货币价值以清偿债权债务关系、完成资金清算,并且记录主体权益、反映交易信息的行为而形成的系统、操作及功能的总和。“信用中介”是指中介实体居于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之间所从事的信用的主体转换、期限或流动性转换,以及信用创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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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履行好自己的两大基础职能,在日常运营中,商业银行十二时辰的图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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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管理

以资本充足率为纲,组织资金来源,进行资产运用。按照经营规划,通过留存利润、发股发债准备好足够的资本,在资本限额许可的范围内,筹措低成本的负债,投向高收益的资产。通俗地说,就是日复一日地拉存款、放贷款,卖理财,卖代销产品,办理ETC,清收不良,接客户电话等等,周而复始。

(2)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因为始终要与“钱”打交道,而且关于“钱”的风险又是无处不在的,所以,银行时时刻刻绷紧神经,目不转睛地盯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国家风险、流动性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等,不一而足。

(3)反洗钱

商业银行既要按照客户的资金往来诉求完成支付结算的职责,又要依法监测是否存在异常客户、非法资金流动等行为。因为大额资金流动一定要借助金融账户进行,商业银行为此要严密监控账户,分析海量的交易往来数据,甄别可疑交易。更广义地说,商业银行还要建立反欺诈的监测系统,防患于未然。

(4)法律合规

无规矩不成方圆,银行很大,工作纷繁员工众多,唯有建立依法合规的制度、办法和流程并组织实施,才能将所有工作纳入其中,才能保障资金安全和各项业务健康发展,使得银行这一部硕大无比的机器流畅的运转起来。

(5)科技

科技已经渗透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深刻的影响着银行的管理架构、经营模式、增长方式和服务水平。科技不仅从设备、系统、网络等方面降低了银行经营的成本、扩展了银行服务的边界,更加从产品开发、资产选择等方面给予了银行新的领域,提高了银行盈利的能力。

(6)不良资产处置

银行经营会产生合理比例的不良资产,为最大限度地保全银行的利益、减少损失,银行会设置资产保全部等部门进行不良资产的管理与清收,以及抵质押物的确权与处置等工作。

作为一家守法规、有愿景、求发展的商业银行,必会植根于自己的本业,在继承与创新中做好两大职能的服务工作,在逐项具体工作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二)文化不变

职能是物理行为,文化是精神存在。在展业过程中,当外在的职能在履行、在传承、在延续,得到了广大银行员工的认可,进而内化到意识之中,就形成了银行人所共有的经营文化。与“支付平台”和“信用中介”两大职能相匹配,银行发展出两大展业文化——“流程文化”和“合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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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程文化

商业银行的流程是指银行业务和管理工作的传递过程。在流程中,各项工作打破不同部门各自为政的部门边界,以流程节点为推进堡垒,各个节点内容明确、边界清晰、责任分明,相互独立、相互制约,逐步推进、层层负责,使得意见充分反映、风险充分暴露,从而提高了银行的服务能力,最终提升了整体效率与效益。

“流程文化”是指在经营与管理中,商业银行的所有动作皆形成流程定式,所有工作自上而下给出方向,自下而上给出反馈。

建立流程,形成文化,初衷是为了实现管理扁平化、运营集中化和服务专业化,以满足客户需求、更好地决策与经营。但是,这种模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却走了样,名至而实未归。忘记了“为客户服务”的初心,不同的部门节点只对自己的考核KPI负责,缺乏全局观。每一个事项形成一个流程,缺乏系统性。流程设计过长、节点颇多,使业务效率颇受影响。最终我们看到的是,流程流于形式,失去了简政提效的功能,各个节点各自为政、互相推诿,皮球踢来踢去,业务悬而不决,流程文化退化成了“推诿文化”。

(2)合规文化

合规是指银行展业需要合乎规定,包括国家法律,监管的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规章制度,以及自身内部的行为准则等。如果合规出现风险,银行可能“人财两空”,遭遇重大损失。在经营中,践行合规不能仅仅依赖外部管控,更应该主动规范自身行为,员工将之写入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中,合规才能时时处处发挥最大效力,而这也是银行原本推崇的“合规文化”。

与此同时,合规与问责天然地相伴而生,恰当问责的本意也在于规范和约束银行的行为,然而,若是合规失去合适的尺度,高举问责的大棒监控着员工的一举一动,举凡业务点滴皆严格比对章节条款,倒逼员工为了合规而合规,则员工将无暇关心业务发展水平,惟望每日不因触犯合规条款而被问责。合规文化渐渐演变成免责文化,员工简单机械地重复着条条框框下的要求,不再钻研与思考,银行也逐步失去了业务发展的能力与创新进步的动力。

重视流程与合规,将之内化为银行文化,本来是促进银行不断发展的好事,流程文化和合规文化本身,也是一种“NB文化”,这也是银行常被外界诟病的地方。但是,当一切出现偏差,以至于退变出了“推诿文化”和“免责文化”,当NB被解读为“None of my business”,银行是不是应当反思与调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文化回到正轨,继续为银行经营保驾护航。

(三)科技冲击下的银行正在发生变化

金融科技的快速崛起,为何始于支付,野蛮生长于消费?除了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两个领域以前在银行的业务中太不受重视了,可需求又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因此银行的两大核心职能中的“支付平台”最先受到科技的冲击,影响也最大;另一核心职能中的“信用中介”则先从消费信贷受到冲击,好在银行觉醒够快也开始迅速调整战略,也加上“P2P”的各种不争气,银行在科技助力下开始接棒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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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方便、快捷、易用的支付平台

在“互联网+”尚未兴起的时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APP、没有4G网络,支付主要通过现金、票据、银行卡和汇兑等方式完成,这就决定了绝大部分支付只能依赖于商业银行的柜台和终端完成,商业银行基本垄断了整个支付结算市场。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金融场景开始蓬勃发展,2012年,我国移动支付标准正式确立。之后,智能手机、APP、4G通信广泛普及,线上消费场景与线下相融合,流量开始爆发增长,第三方支付平台抓住机遇,凭借自己的便利、简洁、高效,迅速抢占移动支付市场,比商业银行更好地满足了客户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求。第三方支付所具有的担保交易、快捷支付、移动支付、先享后付、验证方便等技术特点,彻底消除了传统支付方式过程中的客户痛点,极大提高了客户体验。客户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三方平台进行支付,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举着手机扫描二维码的各年龄段人群。而曾经长期占据钱包的现金和银行卡,几乎已经被遗忘在人们的回忆里了。

根据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益普索日前发布的《2019第一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用户研究报告》,2019年一季度,财付通和支付宝的渗透率分别为89.2%和69.5%,推算用户规模分别达到9.4亿和7.4亿,移动支付在个人类交易、线上消费类交易、线下消费类交易、金融类交易四个场景的使用率分别为93%、89%、95%和34%。客户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已经发生变化并被重塑,而高喊着“为客户服务”的商业银行,依然在追求发卡量的KPI里纠结着,并没有完全追上客户的脚步,甚至与客户渐行渐远。最终,在支付结算业务里,第三方支付平台一路高歌猛进,商业银行则且战且退。

(2)覆盖面更广泛、产品定位更精准的信用中介

商业银行定位于服务客户,却未能向个人和中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市场是有效的,你不作为,便有人替你作为。个人和中小企业贷款难是困扰银行业界多年的难题,金融科技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进入信贷市场,精准识别客户群体,恰切响应客户需求,提供极致客户体验,向商业银行忽略的客户群体提供他们所需的金融服务。

受到金融科技企业的冲击,大量的金融场景被占据,商业银行失去了客户接触点。年轻客户缺失动摇了商业银行的客群基础,存量客户粘性下降、活跃度低,对商业银行形成了实质性的威胁。根据Statista的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9月,中国网上贷款余额为1163亿美元,占全球55.65%的份额,用户数为1.61亿人,平均每笔交易1943美元。花呗、借呗、微粒贷,消费分期、信用分期,新的信用中介服务形式渗透了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这场冲击中,不得不提一个群体,就是银行的客户经理。我认为他们是银行里最可爱的人,但又是最“悲催”的。他们本来就已经背负了繁重的传统KPI,比如对公存款、对私存款、对公贷款、对私贷款、票据贴现、贷记卡开卡数、信用卡开卡数、刷卡终端安装量、理财销售、基金销售、贵金属销售、中间业务收入等;还要在流程和合规的拷问中,不停地写报告、做汇报、跑流程、做解释;面对着奔涌而来的金融科技浪潮,尚不知如何将科技手段为己所用的他们,简直是在赤手空拳地迎接未来。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提升客户经理工作效率这件事远排在其他科技投入之后。

三、做好银行的“服务生”,与大象共舞

和很多金融科技领域的朋友交流时,他们常问同样类似的问题,比如“我该如何赋能银行”,“如何能让银行认识到我们产品的独特优势”,还会问“我们的产品可以深刻的改变银行的某某环节,但为什么他们就意识不到呢”。依我看,与银行的合作首先需要清楚两件事:

一是做好银行的“服务生”,少提什么“赋能”,更别轻言“改变”。当你面对一个个头甚于自己很多倍的“大象”时,是没办法平起平坐的,更何况银行的初心都是做实体经济的“服务生”,我们做银行的“服务生”也是无可厚非。

二是用心研究银行需求,不能人云亦云。银行的“大”恰恰就是金融科技公司的机会,每一个业务,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金融科技的一个子行业。需要科技公司的朋友们深入了解银行的业务难点、痛点,了解从业人员的需求,多站在银行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找准自身定位,服务银行转型 

科技是手段,金融是本质,服务客户为最终目标。金融科技企业进行科技输出,要有清晰的定位,要认识到银行的重要性和决定地位,明确自身的服务角色,服务于银行的战略转型,服务于银行的从业人员,从而使得银行及其从业人员能够更好地服务客户,形成良好的科技金融生态环境,升级现有的金融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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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商业银行已经通过自建或合作等多种方式布局金融科技,但是在深度研究领域,金融科技对银行的理解依然存在短板和不足。在风险识别方面,科技对金融的支持还不够充足,除了个人客户之外,银行还十分需要针对企业客户的风险识别技术。在系统建设方面,科技对金融还需要加深理解,综合提升系统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二)针对不同类型银行量体裁衣

银行业主体众多,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风格迥异。大型银行主要是指国有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他们跨地域经营、产品线丰富、人员科技投入多、负债组织能力强、竞争大客户大项目优势显著。中小银行缺乏全国性物理网点、缺乏有吸引力的产品、零售人员匮乏、科技投入不经济的现实不易改变。尤其是在经济增速换挡、信用环境趋紧、利率市场化已经双轨合一的今天,中小银行的负债成本更高、资产结构单一、风控建设跟不上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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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要针对大、中小型银行的差异量体裁衣。对于大型银行,金融科技企业更多的是一个辅助的角色,只要参与其中就具备了标杆意义,而且还可以从这些理念先进的大行合作中汲取养分。对于中小银行,则应当有更加开放的服务姿态,目的不是简单的项目投标、资金助贷,还可以全面协助其做好系统和数据建设,做好人员培训服务,思考一下怎么帮助其降低负债成本甚至做好存款沉淀等等。

(三)立体式对接,服务方案综合化、多元化

理解的前面说的银行组织的“大”,就应当理解科技企业在与银行对接中的种种问题。有科技行业的朋友抱怨说银行的反馈满,流程长,可这很正常。想一想银行横向上有总行的前、中、后台,纵向上有分行、支行以及网点若干。不同的部门行使不同的职能,不同的职能产生不同的痛点。比如,成功放一笔贷款听起来很容易,但是疲于写内部汇报的客户经理,连办理抵押登记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又如,业务发展是好事儿,但是后台部门可能因为要向监管报送数不尽、填不完、标题不同、内容相近的报表而天天加班。所以,金融科技服务银行应该立足于解决方方面面的痛点,向人性化、智能化的方向进步,多了解银行的内部文化。在业务上,不只是考虑服务银行做便捷的支付平台、深入的信用中介、优质资产的来源方,还可以考虑能够让管理集约化、自动化,让整个银行和所有银行从业人员都能够更省时、省力。

(四)坚守合规底线,打造金融科技企业自身的金融合规文化

银行经营正面临严格的监管环境,科技公司服务银行也应当严守这一底线。如果问一位银行从业人员近两三年来最耗费时间的工作是什么,可能很多人的回答都是应对检查。所以金融科技的服务也应当严守这一底线,既不要为银行的“规避”监管提供便利,更不要把这作为自己的业务来做。此外,监管部门这一两年也发布了不少针对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的规范性文件,涉及风控、助贷、获客、消费者保护等多个领域。

我曾经建议,金融科技公司也应当建立自己的金融合规文化和组织架构。银行的合规文化深入骨髓,金融科技公司直接间接都可能触碰金融业务,虽然不是持牌机构,但也应当加强对金融领域合规的理解,甚至可以在合规部门下成立专门针对金融的合规岗位,以金融业务为主的公司更建议成立金融业务合规部,或者在董事会层面建立合规发展委员会。

(五)深入了解银行战略,制定“一行一策”的服务方案

即使类型相似的银行,其战略也各有差异,服务特长上有的海外布局广、有的国内分布密,方向定位上有的注重传统工矿企业、有的关注新兴领域。以18家民营银行为例,即使全部意在补位传统金融体系、引导信用下沉,仍然各有所长,有的依托大股东场景优势专注线上消费贷款,有的依据股东行业出身专注从事贸易和供应链金融服务,有的以“投贷联动”积极服务创新经济,还有的依托区位优势深耕本地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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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金融科技在服务商业银行的过程中,也应制定“一行一策”的服务方案。银行战略有差异则服务有不同,切忌复制粘贴,特别是在初期合作阶段,还是要先了解银行想要什么,而不是我们想给什么。把银行当成自己最重要的用户,用户至上,才能雪中送炭。

(六)尊重银行文化与从业人员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数十载,流程文化与合规文化功不可没,从业人员的敬业付出更是令人敬佩。以科技助力银行升级转型,需要金融科技企业能够浸入到银行思维之中,尊重银行的文化理念,理解从业人员的辛苦之处,既要高大上、又要接地气,不怕干苦活、累活。沟通交流尤为重要,很多时候不是银行的业务人员不配合,是内部流程使然,甚至这位从业人员还在为十几个考核指标发愁,又哪里顾得上所谓的科技痛点。再者,双方得使用同一套沟通语言,金融科技企业最容易掉入的两个误区就是,要么不敢敲银行的门,要么瞧不起银行的人。妄自菲薄和高高在上都不是专业服务该有的样子,找到契合点,平等对接,各取所需。当然,服务方案可以综合化、多元化,与银行人员的对接应当多维化、立体化。

上面这些,很多是银行业的基本情况,但同样的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由不同的人看,可以做出不同的文章。总之是祝愿金融科技企业能够在银行战略转型、科技爆发的大潮中抓住机遇,深度参与。坚定银行服务实体,科技服务银行的初心,深刻理解银行的不变与变化,了解银行,尊重银行,服务银行,与大象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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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本管理办法将引导理财资金规范进入资本市场

评论 林楠 2019年10月16日

近年来,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下,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关口跨越的难度加大,在扩大开放中动态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难度提升。针对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边际变化,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努力实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新要求。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期而遇,从贸易纠纷到大国博弈,消除对抗分歧的长效机制亟须建立。国际贸易摩擦下我国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进一步加大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政策落实,合理引导发展预期,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日益紧迫。

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是我国“十三五”时期中美博弈下的一场遭遇战、持久战和攻坚战。所谓遭遇战,即不期而遇,预判不足。对此,市场也经历了转变,从2018年3月至5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不以为然,到后来开始相信不可逆转。所谓持久战,即考验的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从中短期内贸易纠纷到长期大国博弈,伴随冲突不断扩大,对抗程度不断加深,长效机制亟须建立。所谓攻坚战,即在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关口跨越难度加大,在扩大开放中动态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难度提升。

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市场预期,而且从贸易、投资、生产链和资金等多层面冲击经济金融稳定。正如IMF《世界经济展望》所明确指出的,在贸易不确定的环境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状况正在收紧,贸易摩擦下紧张局势的加剧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挫伤金融市场的情绪,引起金融市场动荡,而且会破坏全球供应链,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

实际上,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是以此为“中间抓手”,“虚实相济”且“上下兼顾”,对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同时产生影响。从对经济发展影响看,旨在打压中国外需,扰乱市场预期,以期让中国经济“硬着陆”。值得注意的是,从对产业链的影响看,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在生产层面,要让中国让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位置,以重塑全球供应链;在市场层面,挤压中国的世界市场份额,并将外资逼离中国,回流美国;在货币层面,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以继续维护美元霸权;在金融层面,冲击投资者信心,并带来跨境短期资本异动困扰,破坏国际收支基础平衡。

从各方反应看,2018年3月之前中美双方都曾出现误判,但是随着贸易摩擦开始展开,我国国内出口形势并不乐观,伴随国际贸易摩擦的关税落地,我国国内股市汇市曾出现下跌,2018年10月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大跌,贸易摩擦两败俱伤的结果开始显现,市场已开始认真对待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威胁。

汇率和外汇储备是观察贸易摩擦对国际金融影响的重要参数

中美贸易摩擦触发前,人民币汇率“去美元化”就已开启。“十三五”以来,从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看(直接标价法),其与美元实际汇率指数(间接标价法),走势上呈现较高的“正相关”。但同一标价法下,两者则是“负相关”——美元实际汇率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从人民币有效汇率看(间接标价法),自2017年5月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与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在同一标价法下也呈现出负相关。这彻底改变了过去长期以的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实际上是“十三五”时期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

整体上,“十三五”期间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在92到98区间内基本稳定。从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动态看,目前国际贸易摩擦对我国外汇市场的影响基本上总体可控,即没有出现大幅剧烈变化。从汇率走势看(见图1),伴随2018年4月美元再次走强,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经历了“先升后贬”的调整。其中,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贬值与市场开始认真对待贸易摩擦威胁有关,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升值与资金流入境内有关。例如,在资管新规下,国内企业资金紧张,迫使其把境外资金调回境内,或在境外市场筹措资金,从而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从CFETS市场调整幅度和发生时点看,均发生在中美相互开征关税之后且幅度较大,这暗含了国际贸易摩擦迫使外汇市场参与者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外贸和中美关系等一系列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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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虑外汇储备,从而无论是“保汇率”还是“保储备”,根本上都是为了保信心,恢复市场信心,只有稳预期,才能最终保住汇率、稳住储备。对此,从表征短期货币错配的指标,即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来看(见图2),在近年来仍不断持续增长。截至2019年3月,该指标的同比增长已从2018年12月同比增长18%下降至7%。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危机爆发前相关国家的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相对较高(甚至有上升的情况),危机爆发以后该指标迅速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也曾在2015年3月后大幅跳升而后2015年9月又开始持续回落。中美贸易摩擦下,应高度关注该指标变化与我国股市汇市波动,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避免三者在同一时间节点上叠加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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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是观察贸易摩擦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影响的关键维度

“十三五”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比重始终处于合理区间,并且中国外部不平衡的重要特点(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双顺差”)也已根本改变。受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首次出现逆差,且后续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总体上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在收窄,外需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度进一步降低,经济下行的外部压力在增大。面对国际贸易摩擦,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实现国际收支基础平衡可持续。

与此同时,我国国际收支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前资本和金融账户已成为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主导因素,而其中的其他投资项下资本流动则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最主要部分。为此,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使用的以国际收支平衡表衡量的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即非直接投资形式的短期资本流动(包括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和其他投资)来表示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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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已改变2014年中期以来跨境短期资本持续流出的局面。进入“十三五”时期,特别是2017年以来,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顺差(见图3),体现了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可能会增加跨境短期资本流动波动性和易变性,而且中美贸易摩擦下,央行外汇占款及与之相应的货币投放,可能会受到外部扰动。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对于央行资产负债表外化程度(货币当局外汇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目前已大致回落到2005年的水平。这与人民币汇率动态、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外汇储备变化及其相互强化有关。

未来,微观主体若再经历美元外债去化过程,则“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将转向“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人民币汇率贬值将与跨境短期资本外流相互叠加,并且在“顺周期”和“正反馈”作用下两者持续大幅变化将会降低市场对人民币资产信心并构成国际收支风险。伴随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对于可能会出现规模大或币种、期限错配的风险,必须加强对短期债务、套利套汇交易及衍生交易等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微观和宏观审慎管理,对一些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仍是必要之策。

中美贸易摩擦下金融安全维护与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风险防范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必须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韧性增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供求趋于平衡。2016年1月,人民银行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金融机构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2017年9月,人民银行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策,将外汇风险准备金征收比例降为零,取消对境外金融机构境内存放准备金的穿透式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现代金融发展呈现出机构种类多、综合经营规模大、产品结构复杂、交易频率高、跨境流动快、风险传递快、影响范围广等特点。”“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

一方面,外汇市场与其他市场有较高关联且存在传染性,其异常波动在横纵两个维度上都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完善外汇市场压力缓释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是市场良性发展的必要保障。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中美贸易摩擦下,央行外汇占款及与之相应的货币投放,可能会受到外部扰动。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外化程度(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外汇资产占总资产)仍近60%。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看,外汇储备既是“防火墙”又是“连接器”,在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重要调控工具,外汇储备对跨境资本流动有“压舱石”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2017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2018年8月,人民银行表示,为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综合来看,对外汇市场宏观审慎管理措施逆周期灵活运用反映出央行对这一工具的把握已逐渐成熟。通过强化以负债率和币种匹配为核心,近年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已不断健全。

进一步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国际上认为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的比重安全线是100%,尽管目前我国远远低于这一比重,但是重点行业的外债偿付压力依然较大。应密切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期由升值转为贬值过程中微观市场主体的行为由“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转向“资产外币化、负债本币化”的微观进程和宏观效应。

结合“藏汇于民”的资产方面以及“债务偿还”的负债方面的综合考量,对于外债可能面临的规模和币种错配等问题,强化以负债率和币种匹配为核心,加快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做好国际收支监测,切实防范外债风险和货币错配风险。从压力测试角度看,关键是要把握好宏观审慎监管下有序推进金融开放特别是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度”。

伴随央行退出外汇市场常态化干预,汇率动态机制远比汇率水平调整更为重要。国际贸易摩擦下,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本外币政策协调机制,为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保障。后SDR时代,在战略上应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稳步走向大国货币复兴之路。尽快化解存量泡沫,逐步化解过剩产能,觅得新的增长动力,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人民币走向真正的大国货币的必由之路。

从资本流动管理看,应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合理优化相关政策工具排序。从技术路线看,实施结构改革和审慎政策管理政策,增强国内资本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提高金融体系抗冲击能力;综合考虑本币汇率升值、增加储备、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等宏观手段;在上述措施不明显,且汇率未失调、外汇储备充裕而经济出现过热或过冷等前提下,考虑采用资本管制措施,将资本管制作为“最后防火墙”。

总之,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新水平,实现金融开放、国际收支安全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在“新时代”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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